“务必在半个月内找到牛宝正！”1950年11月5日清晨配资排行，山东省政府办公厅的值班电话突然炸响，传来的命令简短却不容置疑。听筒刚放下，办公室里已是一片忙乱：人事处调档案，公安厅派线人，交通厅则为可能的远途奔波做准备。谁也没想到，一场跨越二十年的寻人行动就此拉开帷幕。
负责协调的年轻干部张学德很快意识到难度。山东人多地广，“牛宝正”这三个字在居民登记册上并不稀奇。更棘手的，是中央文件里只给了一个模糊线索——“曾任北平草岚子监狱看守班长”。张学德暗暗琢磨：国民党旧狱警如今要么隐姓埋名，要么已遭肃清，如果他真在山东，还得看运气。
转机出现在第三天。渤海老区一位退伍干部回忆，抗战期间曾听母亲提起“牛班长”，家在无棣县城外三里。“这个名字当时耳熟，”他拍拍脑门，“人不坏，还帮过共产党。”这一句“人不坏”让张学德警觉：看守能被老百姓记住，多半另有隐情。于是调查组直奔无棣。
档案显示，无棣县赵家洼一带确有“牛宝正”，现被列为“三类人员”，处于劳动管制阶段。县公安点头道：“确实有其人，不过身份复杂，得审慎核实。”张学德决定亲访。第一次见面，他用例行审查口吻开场，被对方淡淡应付；第二次，张学德提起北平草岚子四个字，牛宝正抬头，整个人像触电一样定住，接着低声问：“你们到底是谁？”就在这一瞬间，张学德基本肯定自己找到的正是中央要找的那个人。
身份敲定后，故事的另一面才渐渐浮出水面。1931年秋，北平地下党遭严重破坏，薄一波、杨献珍等数十人接连被捕，关进草岚子监狱。狱中严刑逼供、暗无天日，但党支部仍悄悄建立学习小组，同时物色可以争取的看守。那个年月，看守多是穷苦兵痞，能读识字的不多。牛宝正恰恰是例外：参过北洋旧军，识几个大字，又当上班长。他的家境却窘迫，老母重病、兄弟无依，微薄薪饷捉襟见肘，这给了杨献珍等人接近的突破口。
最初的接触源于一封家书。牛宝正苦于文笔，央杨献珍代写。字不过百，却把孝子难尽孝的愧疚写得入木三分。信写成后，杨献珍递上自己节余的两块大洋：“孝心要紧，这钱算借，你回头还。”薄薄银晃在掌心，牛宝正没说谢，只是深深鞠了一躬。这一鞠，往后五年里，他先后为党组织带进书报、夹出情报，甚至暗中藏好一份印有监狱警备布置的图纸。同志们给他取了代号“OX”，取其“老黄牛”之意，干活沉稳少言。
1936年春，刘少奇主持北方局，密令营救草岚子全部在押党员。行动设计极为大胆：伪造保释令、调包押送车辆、沿途设接应点。关键环节便是“狱内人”，没有牛宝正出面拖延点名、篡改交接，整个计划根本无法实施。行动前夜，他低声对杨献珍说了八个字：“我尽力，你们快走。”简短却铿锵。营救成功后，薄一波被秘密护送到太原，而牛宝正却因“通共嫌疑”当即被押。若非中共外围救援及时，他很可能被处以极刑。
动荡年代，再忠诚的渠道也难保畅通。脱险后，牛宝正辗转回到故乡，投亲靠友度日，和党中央完全失联。解放后，被误划为“三类人员”，原因无非是他当过国民党看守。档案上仅一句“历史复杂”，却掩住了生死与共的五年。
1950年中央下令寻找，其实出自薄一波、刘澜涛、安子文三人联名。解放初接管草岚子旧址时，几位老同志谈及往事，同声提到“OX”。“欠他一声‘谢谢’不能再拖。”薄一波当场拍板：务必弄清生死，若在，立请进京；若殉难，抚恤其家。于是才有最初那通急电。
被告知中央“前功不忘”时，牛宝正先是愣住，随后喃喃一句：“我真没做啥大事。”言语朴素，却显出隐秘的自豪。他唯一的顾虑是年近花甲的老伴舍不得离乡。张学德当即表示：可先赴京安置，家属随后安排；中央还会妥善解决子女就业。听到这里，老兵颤着手签下同意书。
进京后，薄一波等人轮流登门。昔日囚徒与旧班长对坐一桌，气氛并不尴尬。薄一波端起茶碗，说的第一句话是：“老牛，你救的可不只是我个人。”礼遇也很实在：北京市公安局聘其为预审顾问，行政十八级；同时解决其独子工作编制。那年冬天，北京的暖气烧得极好，牛宝正常感叹：“身上热，心里更热。”
遗憾的是，好景并不长。1954年春，他因肺疾医治无效去世。丧礼从简，却有一块特别的挽联：“草岚义士，公仆精神。”家属遵照遗嘱将其骨灰送回无棣老坟，墓碑只刻姓名与生卒年，没有任何夸张称号。当地老人至今提起这座小坟，仍会补一句：“那可是救过薄部长的人。”
牛宝正的经历足够说明：革命胜利绝非单靠书本里的英雄，它还需要无数出身平凡、动机朴素却关键时刻敢于站出来的人。档案中写不尽人的情义，但那些被放大的细节——一封家书、两块大洋、一次拖延点名——往往决定了历史拐点的方向。说到底，功勋不在职位高低，而在选择。牛宝正当年选择了冒险帮忙，后来中央同样选择为他正名，这份互相成全，便是时代留给后人的最直接启示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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